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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百盈快三-首页
                                                                                发稿时间:2020-05-31 08:00:49

                                                                                比如,改革并未解决富人群体个人所得税大量流失的问题,只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劳务报酬所得税流失的漏洞,使得依靠知识、技能获取较多劳务报酬的高知群体税负明显上升。而这一群体中年收入过百万的佼佼者,可能要面对45%的最高边际税率。但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而恰恰是国家着力培育的中产阶级。受到新个税法“精准打击”的高知群体,必然会寻求降低税负的方法,而继续分类征收且税负明显降低的“经营所得”,刚好为他们指了一条明路,这将成为新个税法下税收流失的关键问题。

                                                                                《意见》提出要“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路径有三:

                                                                                “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缺失了最为重要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地方财力非常紧张。地方政府为开拓财源,往往依赖“卖地”、发债,甚至靠交警贴罚单“冲业绩”,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改革方向: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从重企业到重个人

                                                                                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促进公平

                                                                                《意见》提出,要“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现行消费税的15个税目,绝大多数都是在生产或进口环节征税,这一征收模式与过去的征管水平相适应,但带来了大量的税收流失,征管技术进步使得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或批发环节成为可能。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改革进程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从“稳步”又退回到“稳妥”。作为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关键,房地产税迟早要来,只会迟到,不会缺席。但作为直接向个人财产征收的税种,房地产税的税负痛苦比其他任何税种都要直接和强烈得多,立法改革必须要慎之又慎。疫情也给了大家宝贵的冷静思考的时间,重新审视围绕房地产税立法的分歧和争议,更加稳妥地研究论证,争取共识。

                                                                                截至5月20日24时,重庆市无境外输入在院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例,均已治愈出院。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这意味着我国税收将从企业负担为主逐步转向个人负担为重。

                                                                                设想一下,假如卷烟消费税从生产环节和批发环节征收统一后移至零售环节征收,你去超市买一包软中华,老板告诉你这烟里有接近70%的消费税,你什么感觉?你可能不敢抽了,就控烟而言,这可能比“吸烟有害健康”效果好得多。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长期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一结构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不公平,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负比高收入者更高。举个例子,隔壁老王每月收入1000元,用于吃饭消费500元,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为50%;某公司高管王先生每月收入10万元,用于吃饭消费5000元,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只有5%。由于增值税等间接税往往是比例税率,同样一个馒头对老王和王先生都是13%的增值税,隔壁老王在吃饭消费中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的比重要远高于王先生。因此,“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因素,使得中低收入者基本消费支出的税负高于高收入者,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